杏文化内涵丰富，在教育、文学、民俗、宗教与绘画等领域都有独特的表现。杏坛是中国杏文化的开篇之作。《庄子·杂篇·渔父》：“孔子游乎缁帏之林，休坐乎杏坛之上。弟子读书，孔子弦歌鼓琴。奏曲未半，有渔父者下船而来。”在中国文化史上，杏坛作为一个不太起眼的文化意象却影响深远，进而引申为教坛、讲台、教育界的雅称。

      在唐代形成“杏园赐宴”的文化设计，是教育向科举的延伸。“杏园赐宴”等活动起源于武后神龙年间，玄宗开元年间仍然有这样的遗风，但经过安史之乱，这类活动难以赓续。唐德宗贞元年间开始实有“雁塔题名”的佳话。文人雅士如韩愈、刘禹锡、白居易、元稹、张籍等常去杏园举办宴会、游赏、送别等活动。晚唐诗人的笔下，“杏园赐宴”等成为应试者不绝于口的政治梦想，许多落第者都写有关于杏园的诗歌。杏园成为中唐之后一个重要的文学意象。

      自北朝庾信《杏花》诗之后，杏花意象在中唐之后大放异彩，除了杏坛、杏园、杏林的专题寓意之外，又形成了多种新生意旨。唐宋时代，以“杏花”为题的诗作虽然不能与梅花意象相提并论，但也有其庞大的写作队伍，各类杏花诗出新斗奇，并从杏花主题中逐渐分离出来“杏花村”“出墙杏”等独特的审美意象。司空图、王安石、陆游、杨万里、元好问等都是偏爱吟咏杏花的大诗人。

      杏花的栽培地点既然延伸到大江南北，凡是有杏花的地方，也就因之而形成带有杏意象的具体地名，如杏花岩、杏花台、杏花山、杏花坊等，不胜枚举，杏花村是其中最著名的例子。唐宋诗词中杏花村共出现过20余次，南宋《景定建康志》记载了南京一个具的地名“杏花村”。经过历代文学艺术的渲染，杏花村渐从唐宋时代的“文学意象”沉淀为明清时期的“文化杏花村”。安徽贵池杏花村成为全国诸多杏花村中文献积累最丰富、与杜牧《清明》诗联系最密切的杏花村。

      杏花是房前屋后的常见花，自古以来，就参与了民间生产与生活。杏花开时，农耕开始；杏果熟了，吃法多多。杏花因为花期较短，因而积累的民俗内涵相对集中在几个点上，如寒食杏花节俗、折花习俗、喜庆、婚嫁习俗等。寒食节在唐代很受重视，因为不能生火，人们便借酒驱寒。唐代还有一种“插花”风俗，又称簪花。春天是士女簪花的主要时节，目的当然是为了“自拟”与“爱美”，经过诗人的渲染，唐代“簪花”主要有“杏园簪花”与“九日簪花”两种风雅。

      杏文化的宗教内涵起源甚早，作为上古的“改火”之木，杏木是中土传统民间神性的重要载体之一。后来汉末董奉种植“杏林”的传说，将杏文化的宗教意涵放大与模式化，使之成为中国杏文化中的一个重要板块。从杏林到神仙、医药等象征意义的延伸，这种观念深入社会的各个阶层。杏林后来成为名医、良医、神医、中医、医学界的美好代称，民间还产生了“杏林春暖”“誉满杏林”“杏林高手”等相关熟语。

      杏花意象在唐代被诗人发现之后，晚唐五代的杏花绘画随之登场。如徐熙、赵昌、赵佶、马远、管道昇、沈周、唐寅、恽寿平、邹一桂、爱新觉罗·弘历等历代画家都有《杏花图》传世。这些画品从不同角度展示了杏花丰富多姿的神采，是杏文化发展最直观的历史证词。近现代的画家吴昌硕、于非闇、李可染、钱松喦、宋文治等也爱画杏花，手法更显夸张，突出表现了杏花如燃的繁盛特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