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春绕花枝时


2015-02-16 10:38:12

春绕花枝时


阳春三月的一个周末,在一路春风春雨的陪伴下,我来到了位于安徽贵池的杏花村。我是踏着历代诗人的足迹而来的--唐代的李白、张祜、白居易、牡牧来过;宋代的梅尧臣、司马光、李清照来过;元代的萨都刺来过;明代的王阳明、董其昌来过;正是因为历代文人墨客的造访和他们曾经留下的许多诗词歌赋,杏花村因此享有了“天下第一诗村”的美誉;也正是因为先行于我的诗人和诗歌,我也在心往神驰中,走进了贵池,走进了杏花村,成为“千载诗人地”的一员。

杏树是一种朴素的植物,多长于庭前,墻隅,路旁,水畔或坡地。其枝苍劲,如骨如脉;其萼柔软,雌雄含露;其花点点,尽占春风;其果硕硕,独醉行云。杏花,作为杏树的灯盏和杨万里笔下“道白非真白,言红不若红”的意象,无论是含苞时的纯红,花开时的紫红,还是落花时的淡红,都有着说不尽的秘密和畅想。而杏花村呢?顾名思义,因村有杏花,有杏花又必有村落而得名;人醉杏花天,树与花,花与人,人与村,在彼此的朝夕相处中互相依存,互相融入;既得天时、地利,又得了人和。所谓人和,即人文之气,人文情怀和因此而留下的文字华章。于是,沿着杏林古道,寻着杏花果香,无数亲山爱水的诗人们纷至沓来,有的在杏花枝上著写春风,有的在杏花雨中举杯邀月,杜牧说杏花村在牧童遥指之处,沈昌说十里烟村一色红,清人郎遂则借《四库全书》说“池州杏花村,盛时老树万余株,连村十里,炫烂迷观,诚胜景也。”千年杏花村,千载诗人地。走在杏花村景观大道或杏花溪畔,但见千树万树,春绕花枝,杏花点点,有的欲开又止,有的灿然绽放,恍若置身梦境。在杏花诗林,我驻足,赏花品诗,花因诗的滋养而芬芳,诗因花的召唤而灵动;在杏花农庄,我走近水牛,牧童,抚摸垂柳,想念牧笛和水田;在杏花酒肆,我畅饮,怀揣诗酒,迎湖小酌,与杏花同醉;在杏花草巿,我与村民歌舞,仿佛又回到了唐朝,回到了乡野和少年;在杏花茶坊,我品茗青山绿水,一杯复一杯,享受慢节奏的休闲与宁静。在杏花村,无论是山水农耕文化中的以农兴文,以农助武,农忙赋诗,农闲听戏,还是传统民俗文化中的贵池傩、青阳腔,无论是江南村落文化中“一去二三里,烟村四五家,亭台六七座,八九十枝花”的文化韵味,还是盛唐诗酒文化中的酣致淋漓,都让我其乐融融,身心得到了净化和洗礼。如果说,杏花因为诗人而成了一种文化符,那么这种符号,一定是常读常新,韵味绵延的。在杏花村原生态的古朴中,我看见了“新”字,这里既有对历史、文化的传承,又有对杏花村和杏花文化外延与內涵的拓展,承古而不泥古,创新而又不毁原始风貌。作为诗人、行者,这些年,我几乎走遍了祖国的山山水水,并常常为之陶醉,但遗憾地是,我也看见过许多借发展之名进行的野蛮无序、甚至断子绝孙式的开釆与开发,令人痛心疾首。而在池州,在杏花村,我看见的是开发与保护并存,历史与当下同在,在日益物质化的时代,它以其得天独厚的文化品格,远离尘嚣,守望田园,守望乡村,心甘情愿地做一个拒绝被都市化的“野孩子”,从而成为人们心目中一首动人心弦的杏花美酒诗,一幅引人入胜的山水农耕画,一部耐人寻味的村落民俗书,一个令人神往的世外桃源梦。

久居城市,生活在喧嚣与嘈杂中,雾霾又常来侵扰,出门戴口罩,回家关门窗,内心也因此少了诗意和宁静。走进杏花村,却陡感别有一番天地,可以深呼吸畅饮春风,可以展双臂拥抱天地,可以诗,可以歌,可以且醉且舞,误把杏花为雪花。心旷神怡之中,竟忍不住把杜牧的《清明》诗,改写成了一首《初春》诗:“初春时节雨纷纷,路上行人觅花魂。借问雾霭何处躲,牧童近指杏花村。”